管庄西会公园是据点吗-管庄西会村

  1791年，塞缪尔·约翰逊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在人类精心打造的诸多事物中，没什么要比一家好的饭店或者酒馆更能给人幸福感了。”

  6月6日起，除丰台区全域和昌平区部分地区外，北京饭馆逐步开放堂食服务。从6日凌晨开始，簋街餐馆门口就排起了队，人们迫切地想吃上解禁后的第一顿堂食。

  #久违的堂食和食物组合出的内容，勾勒出了人类对于恢复堂食的兴奋，上一次集体这样对食物的拍照活动，可能还得追溯到今年春节。

  在恢复之前，很多人都在家里憋疯了。跟着时间推移，慢慢的变多的人把“去堂食”定为自己2022年年度目标，忍不住的人还会通过种种方式，寻求拟真堂食的感觉。

  他们深入街道，依靠着口口相传的定位坐标，穿过进店请扫码的招牌，找到那些依然营业的酒吧，买酒，然后坐在街边和朋友举杯对饮，塑造出了独特时间节点下的“野酒”消费潮。

  在禁止堂食的日子里，很多露营地也不定期被防疫政策影响，不是人满为患，就是关门歇业。

  因此，懒得折腾的人还会选择和朋友们约好，拿着野餐布、食物、扑克和麻将，跑到家门口的街道上席地而坐，一帮人吃吃喝喝，直到深夜；有时到了周末，一条街会被几个小团伙占满，特别热闹。

  这是没有烟火的大排档，是都市版的露营地，人们依靠着街头，重新模拟曾经的堂食记忆。

  在禁止堂食的大背景下，游击小车一改往日被城管追着跑的局面，转而被大家伙儿追着跑。

  一到晚上，大家都跟群里报点，看看这些小车都去了哪个街口。有的人开车20km从北京西四环跑到朝阳管庄路，就为了跟朋友蹲在小脏车前面吃串羊腰子，这意思颇有点为了吃顿米其林三星，特意前往的激情。

  让人们接近疯狂的走上街头，去寻找堂食替代的第一个原因，是大家都吃腻了外卖。

  对于绝大多数在北京这座城市拼搏的上班族来说，甭管是居家还是坐班，绝大多数时间是要交给梦想和未来的，想象中“自己做饭自己吃”的美好画面，只会在像逢年过节这种呼朋唤友的大日子里，才舍得消耗。

  在这个节奏里，憋在工位上嚼的外卖，是花钱换饱肚的《雪国列车》能量棒；周末按图索骥去深巷堂食，才是犒劳自己的一顿饭。

  但疫情打破了曾经的规律，它让平时垫巴肚子的吃食变成日常，让人们失去了对新鲜味觉的选择与期待。更糟糕的是，当你把半径3km的东西都吃了一溜够后，再看见这些食物包装袋，联想起里面塑料口感羊肉卷和料理包烹调的工业饮食，大脑都会下意识地拒绝它们进入你的胃。

  小时候，总听长辈把谋生叫做混口饭吃，那时候听见总不理解，吃口饭的事为什么能拔高到谋生这个级别，但如今在上班时间啃着外卖，我才知道其中深意。

  如今提起外卖，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当作是糊弄自己胃的玩意儿，但在外卖这个概念刚出现的时候，那可不是这样的：

  就拿全聚德来说，最早只有外卖，食客来店挑好了鸭子，留好了地址，伙计再按时挑着铅桶装的鸭子往过送，为了让口感好，铅桶特意设计了隔层灌开水，专门保温。等到了家之后，现场片鸭，片好了，人再鞠躬收费，转身走人。

  除了这老字号的鸭子，当时北京还流行专供外卖的盒子菜，摆盘精致，用料实在。这种外卖，甭说口味，单说形象带来的食欲，那跟现在的一开盖就乱七八糟的外卖比，也真是天壤之别。

  从讲究到凑合，从美味到果腹，外卖变了、让人腻了，其中缘由既有商业社会的逻辑导致的味觉变化使然，也有味觉疲劳的因素，但人们迫不及待“去堂食”有更重要的原因：

  在中国，餐馆的最初形态，是未解决旅行客商远途旅行吃不惯问题而形成的据点；在外国，餐馆的兴盛，则跟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进城劳动力密切相关。

  从最开始劳动力远离乡土后的不得已，再到如今人们跟着各种指南去追寻美味快感，去网红店打卡拍照，让人们出门吃饭的动机，除了美味带来的欢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去公共空间互动。

  对于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，饭局的概念与文化意象早已深入，但我们渴望堂食，不单单是为那一口带着锅气的食，或是和亲友一起聚餐的热闹；我们渴望走出去，为的是恢复与这样一个世界的交互，重新确认我们拥有了选择去哪吃饭的自由。

  英文里餐馆Restaurant这个词，来自法语动词restaurer，本意就带着恢复、修补之意。今天，当北京的居民一大早冲进久违的餐厅堂食，重新捡起生活的时候，这场关于疫情管控后的自我治愈就慢慢的开始了：

  要知道，当食物成为某种幸福观念的化身，就没什么能拦住人们追逐它的渴望了。